我很喜欢串联起全片的那句点题格言：“让子弹飞一会儿。”当这句话从悍匪张麻子的口中悠然道出时，你会感受到一种冷静而沉着、了然而超然的力量直击心灵，这种力量源于一位自信智慧之人冷眼静观天下之变局的高瞻远瞩，它像一声棒喝，如同大哲学家黑格尔站在绝对精神的顶点“告诫俗世，稍安勿躁”，又如革命领袖诗言“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历史长河之中，你且看事情如何发生好了，事物的成住坏灭皆有一定之期，一定的历史任务，必要对应着一定的历史条件，人要做的唯有应时而动，因缘际会，乘天地之造化，进而夺天地之造化。
《让子弹飞》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和历史意味，我将其理解为一整段关于革命史的隐喻，尤其特殊地，是关于中国近代革命的隐喻。电影塑造了革命叙事中的群像，这些群像可以被看作革命的一般范式（先觉的革命先驱、不同时期的革命伙伴、唯利是图的投机主义者、处于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者和剥削者、被压迫的沉默的多数等等），也可以被更贴切地看作中国近代革命的特殊范式（这一点无需多言，每个由此切入的观众都能心领神会）。姜导把故事的发生时间定在1920年，大概是一种有意的错开，或者说，是对1920年之后，将以更大规模的同构性席卷华夏大地之革命的一场预演。戏里有很多象征性的喻体和场面耐人寻味，选几个我自己印象犹新的浅谈些体会：
1、 马拉火车。整部电影一共出现了两次，正在一头一尾。火车明明是燃煤驱动，依靠蒸汽动力，却又与马力并行不悖，恰恰影射着一个新旧交融，充满矛盾与悖谬的时代——新事物、新风尚的外观，旧制度、旧思想的内在，互为表里。如果说马拉火车的第一次出现是对彼时之时代特性的揭示，那么它在结尾的第二次出现，则多少有了些讽刺和悲凉的色彩：打倒黄四郎以后，花姐和曾与大哥出生入死的几个兄弟乘着它前往上海，他们向往的花花世界（“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不妨想想看，浦东何时起代表了上海？一句话营造出奇妙的时间感）。旧的压迫者倒下了，胜利者接收了压迫者的物质财富，理解了压迫者的精神世界，摇身一变，换上了同样的行头，似乎预示着他们也很可能穿新鞋，走老路，假以时日，在美酒与笙歌中化为新的压迫者。奴隶翻身做主人，城头变幻大王旗，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本身，作为总前提依然存在，变化的只是体系内的人们所处的暂时位置罢了。贫富矛盾远非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人与人处于普遍战争状态，他人即是地狱的今天，又有几多人能解其中意？
2、 六子吃了几碗粉？黄四郎设计陷害老六，老六一片赤诚，以死明志，却最终无人回应，他的自证连同他的存在一起被虚无吞没。其实围观的人们从来不在乎真理真相、公平正义，人们只满足于做事不关己的看客，说几句无关痛痒的风凉话，借热闹与喧嚣排解压抑沉闷的生活（这副景象是否像极了现实中唯唯诺诺，网络上重拳出击的键盘侠们？）。他们就是鲁迅笔下围观革命者处刑，像鸭子一样伸长脖颈张望，吃人血馒头的愚昧群众。这就是革命者们必须面对的，血淋淋的现实。
3、 “Dollar”与“刀”。张麻子与汤师爷赴宴的那段戏非常精彩，被黄四郎赞为“装糊涂高手”的师爷，一句妙语点破这场鸿门宴的玄机——Dollar与刀，糖衣与大炮，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压迫者（黄四郎）的一体两面，恩威并施、刚柔相济，“请客，斩首，收下当狗”，是他们“立于不败之地”的秘密；Dollar与刀，物质财富与暴力，是历史进程中的同义语，财富的原始积累、既得利益的分配、社会道德和秩序的建立，从来是铁与血奠定的，铁与血是历史的底层逻辑，刀不是万能的，没有刀却是万万不能的；Dollar与刀，利益叙事与斗争叙事，此时的师爷心中仍然想的是怎么赚钱、要赚大钱，而张麻子心中想的，是放下钱，拿起刀，是如何“撇断刘都统的大腿”。
在这场革命叙事中，张麻子是自始至终闪烁着光辉的孤勇者，姜导亲自上马，演出了这个最重要角色的神韵，也间接地演出了自己的本色。张麻子的形象，并非传统意义上根正苗红、少有大志的经典革命英雄形象。他是一个草莽英雄，一个推己及人、由家入国的觉醒者，起初他拦路抢劫，假扮县长上任鹅城，无非是做官捞钱、为稻粱谋，直到以六子的死为导火索，老六、老二、夫人、师爷相继失去生命，亲兄弟、患难友的被杀才让张麻子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打败黄四郎。正因他是草莽英雄，是一匹野兽，他的自由不羁、粗中有细，最重要的，他的思维方式，才让我们倍感亲切。张麻子，可以是每一个平凡、渺小，却有良知、有智慧、重情义胜过生命、有勇气不下跪的中国人，可以是每一个头顶苍天，脚踏大地站立的，大写的人。他经过生活的千锤百炼，也曾陷入低谷，困于陈蔡：与师爷第一次交心的对话中，他告诉师爷自己的本名叫张牧之，少年时期读过讲武堂，曾经做过蔡锷将军的手枪队长，十七岁起参与革命活动（对应到历史可以联想到护国运动），走南闯北，后来却落草为寇。像我们每个徘徊、迷茫于自己时代的人一样，他沉沦、蛰伏，思考着自己的人生，等待着时代的风浪。鹅城之行，六子之死让他终于明白自己上山当麻匪的原因：“就是因为跟这帮子东西（黄四郎一样的人）耍不起，但是现在为了你，我必须耍的起，还要耍的赢。”如果说“站着把钱挣了”只是源于张麻子跪不下去，追求自由与尊严之人格，那么六子之死则唤醒了张麻子的灵魂，让他真正成为了一个为兄弟和朋友报仇，兼为民请命的革命者。
电影结尾部分的二十分钟，将故事推向高潮。虽然前中期张麻子和黄四郎的智斗戏很精彩，但那毕竟只是局限于少数核心人物的互斗，且张麻子在斗争中处于下风，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却无法撼动黄四郎的根基。最后这一步发钱发枪，由怕起怒，激发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再靠斩杀黄四郎的替身破除群众对压迫者幻影的恐惧，才是整部戏的神来之笔，它使得故事的立意超越了个体争斗的偶然性，进入到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使得张麻子的斗争有了更深刻、更普遍的意义（启发民智、呼唤觉醒、解放被压迫者）。借助这个结局，姜导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讯息：变革历史的真正力量从来不是个别英雄人物，而是人民群众的总体，在未来的历史意识中，英雄史观将走向终结，而群众史观将获得胜利。虽然如此，姜导对这一胜利十足的现实性也毫不讳言：鹅城百姓的革命是由仇恨和利益驱动的直接性引起的，他们的愿望很朴素，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夺取生产和生活资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样生起的革命还未能上升到它应有的、最终的本质高度，即精神层面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人的解放和自由人格的追求。只要革命不克服仅仅追求物质满足的窠臼，人类就会永远困在兴衰更迭的历史周期律中。
鹅城的汉子们打进碉楼，忙着瓜分胜利果实的时候，张麻子和黄四郎这对宿敌，在人生的最后一次会面中坦诚相见。黄四郎接受了自己的失败，却既不理解自己的败因，也不理解对手的动机，他把失败归结为策略性的失误，他问张麻子：“如果进城那天我亲自迎接，以礼相待，而不是叫胡万去给你捣乱，结局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他视人命为草芥，认为“你们只牺牲四个人的命，换我五代家业，难道还不合算吗？”（把生命与金钱通约的“合算”，多么标准的理性经济人！）…… 自始至终，他和张麻子都是两条路上的人。于是张麻子抛给黄四郎一个问题：钱和你哪一个重要？然后解答了他的疑惑：这两个都不重要，没有了你，对我很重要。
我革你的命，不为利，不求名，也并非出于私人恩怨，而是要报至亲知交的血海深仇，要为苍生讨一份公理公道，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人们，让他们站起来，获得自由。
故事在革命胜利后的众生相里落下了帷幕。民众们忙着分财产，被物质诱惑捆住；原来是黄四郎手下的武举人见风使舵，反过来对昔日的老爷作威作福，当起了新神；黄四郎引爆碉楼，体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有跟张麻子出生入死的弟兄和他欣赏的女人，都离他而去，乘着和故事开始时一样的马拉火车，去大上海过新生活……只有张麻子在落日下骑着马，孤独地踏上新的征程。他俨然是20世纪的堂吉诃德，少了一分迷狂，多了一分信念，高视阔步、壮怀激烈地走向不属于他的新时代，拥抱不合时宜、孑然一身的命运。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造化如何弄人，历史的太阳照常升起，英雄心中的太阳不曾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