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中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到重新恢复。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十多年来积累起来的青年的命运，更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航向。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考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
1977年12月，全国各地573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构成了中国考试史上最强大的高考阵容。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的恢复，冲破了十年动乱禁锢着的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牢笼，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展提供了急先锋和主力军。从1977底到1978年夏的半年之内，由1080万青年学子会聚而成的浩荡大军所参加的那两次高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949年新中国初建，各大高校仍沿袭之前单独招生的办法，1952年教育部正式确定对各个高校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规定报考条件和政治审查标准、统一招生考试和各校录用规则的办法，初步确立了新中国的高考制度。1966年，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2年，部分高校以推荐方式，从工农兵及下乡知识青年中招生。直到1977年，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中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到重新恢复。
恢复高考，不再根据政治表现和家庭成分限定考生资格
1977年邓小平一复出，即着手整顿科学和教育战线的工作，首当其冲的便是改革大学招生制度，恢复各大高校统一考试招生的办法。他在1977年5月24日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必须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8月4日至8月8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招生制度对于选拔人才的重要性：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
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召开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邓小平简化了此前苛刻的招生条件，主要抓两条：一是本人表现好，二是择优录取。政审中主要看“本人表现”，瞬间卸去了广大知识青年身上背负着几代人的政治包袱。会议形成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一纸文件是对“文革”中高考政策中的推荐制的彻底扭转，也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前导。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对招生对象和条件、招生办法、考试和录取的流程及方式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不再根据政治表现和家庭成分限定考生资格。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均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及其招生条件的消息。消息传出，像是以北京为震源地而发生的强烈地震，撼动了中国的城乡各地，激活了全国的知识青年。
1977年，全国570余万名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参加高考
在那个时不我待的历史关头，中央决定在当年底即进行一次招生考试。12月7、8、9日，全国各地570余万名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在他们人生试卷上勾画着自己的答案，书写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时隔半年的1978年7月7、8、9日，全国又有610万考生走入高考考场。沉淀了十多年的知识青年组成的1180万高考大军，创造了世界高考史上考生人数之最，这个记录一直到2003年才被打破。
这两届考生是等待了十多年之久的知识青年，反映了那个时代所塑造的特殊群体。在考生年龄上，有相差一代的；在构成上，以上山下乡和返城的知识青年居多。那时，他们要么是待在农村，过着不知何时才能返城的消沉日子，要么处于虽已返城但没有合适工作的状态。早年时响应号召到农村这片大有可为的天地准备施展豪情大干一场，随之却觉得理想破灭，不知何处是归途甚至消极放纵之时，在北京却响起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响亮的春雷。这正是他们从高粱地、稻田和橡胶林里挣脱出来，抓住命运转机的伟大时刻。
还有一个群体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他们从小学读到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基础知识学习上的佼佼者，高中毕业后，回到本村转入劳动大军，也有的成为乡村教师或村干部。还有一些符合参军条件的就转入军人行列，这毕竟是摆脱穷困、走出农村的一条捷径。高考制度的恢复，为大部分青年提供了一个通过公平考试就有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科教时代的到来输送了智力资源，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阶层成员流动提供了条件，使更多拥有知识和智慧的人通过公平竞争机制有尊严的体现自己，为国家和民族作出应有的贡献。
1978年3月，北京师范学院77届新生在学习中交流。
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1977年的北京，显得格外亢奋。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层的重视和关切下，历史的进程以箭步计。以中南海为中心，恢复高考制度形成的震波迅速扩展至中国的各个角落。由北京发出的时代先声，很快就得到散布于各个空间内的知识青年更亢奋有力的回应。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白天忙于工作，晚上挑灯苦读，在相关书籍和复习资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几个人围在一起轮流看、一起学，每个人的心脏都在奋力的跳跃着，毫不顾忌被煤油灯熏得黑乎乎的鼻孔和熬得彤红酸涩的眼睛。
1973年，在河南省延津县一个在贫困程度上与凤阳县不相上下的村子里，一个迫切想要改变命运的高个子男孩儿，年仅15岁的他虚报年龄，并在国家征兵时被选上，他叫刘震云。那时的他，第一次离开延津县，第一次见到火车。那趟火车，把他和他的战友拉到了甘肃的一个大戈壁滩上。他的班长问他，想家吗。他果断地说：部队有白馍吃，想什么家。那时的他以及和他一样的农村青年，没有什么出路，在没吃过细粮甚至肚子还填不饱时，当兵是条摆脱饥饿和贫穷的最优路径。当了兵不仅可以吃饱饭，还容易找对象。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刘震云开始跟着一个比他年长的战友学习写诗。当得知可以高考的消息时，1978年5月，刘震云跟指导员辞别后回到河南延津老家，一边当民办教师一边复习。他很清楚地感受到，那盏在每个夜风中摇曳着的煤油灯，点燃着他心里模糊的念想——要到延津以外的地方去。他想抓住这个机会，这或许是打开他人生另外一个窗口的通道。两个月后的高考，成绩煞是骄人——河南省文科状元，他拿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赎了他的自由之身。
1978年7月，祖国北疆的新疆，一位中学老师在考场上奋笔疾书。为避免与自己的学生同场考试的尴尬，他放弃了半年前的那次冬季高考。已到而立之年的易中天，原则上已经超过了报考年龄，这次他直接报考武汉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功底深厚的他顺利被录取。其实，这是他的第二次高考，而第一次，是在十多年前。中学时期，他是典型的理科男：物理成绩没下过99分，化学不低于98分，数学成绩也在95分以上。1965年，18岁的易中天参加高考，他报的是实现科学报国梦的专业——导弹专业。这个专业在当时属于绝密专业，而身为大学教师的父亲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列，家庭成分不够格。虽然考试成绩优秀，易中天还是在那年的高考中落榜了。生长在湖南的易中天自此报名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到了西北的广阔天地里。十多年的西北塞外生活早已习惯，似乎就这样毫无转机的在这里扎根。高考的恢复，政治身份不再是他参加高考的限制条件，但年龄上显然已经超出最高限度。但党中央为了保证优秀人才的充分录用，允许大龄青年直接报考研究生。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把易中天从北疆带到了中南地区，从理工男转入文史哲兼备的优秀文科生。
1979年夏，安徽慈溪的考场上，一个头发浓密、眼神炯烁的青年在谨慎的答题，那时的他，已经24岁了。这是命运留给他的一扇门：他唯一的一次高考机会。在那个贫穷封闭的村子里，马勇是兄妹7个中的老大。在他的记忆里，一年到头就是吃红薯，没见过白米白面。高中毕业后，马勇被选上去杭州警备区当兵，这在当时已经是农村青年很好的出路了。在前往部队的那天，他经历了这一辈子的两个第一次：第一次尝到了面包的味道，吃了人生的第一顿米饭，就着清水煮青菜，他连续吃掉三大碗。在那个除了贫穷就是饥饿的年代，这已是命运对他的垂青。1977年转业在家的他，在大队书记的推荐下到淮北煤矿当起了工人。在布满瓦斯的800米深井道里，他每天都在心惊胆战的重复着四道工序：打眼、放炮、出矸子、钉道。
1977年夏，马勇的弟弟参加高考，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走进了大学校门，而他，还在淮北煤矿上挖煤。1978年马勇通过了煤矿部的技术考试被淮北煤炭技术学校（中专）录取，他为自己的人生作了明确的规划：毕业后可以在矿上当个技术员，而不必再在充满危险的井道里做着重复且劳累的危险工作。幸运的是，那一年，厄运与他擦肩而过：他的同学兼工友，在下井作业时意外去世了，这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他要从这个800米深的井道里爬出去，他要彻底离开煤矿。回到家后，八个月不出门，甚至头发都顾不上理，一遍又一遍的复习——看书、做题。1979年夏的高考，安徽大学历史系录取了这个考分不高但渴望知识、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大学四年，马勇把图书馆里几乎所有中国史方面的书全都读光了。
1978年夏，在西北部的渭河平原上，还有个叫作张艺谋的考生。从西安市第三十中学毕业后，1968年，18岁的张艺谋在乾县农村插队，做了3年农民。1971年，在咸阳市棉纺八厂当起了工人，本来是准备在这个厂子里奉献余生的，但1978年的那场高考，改写了张艺谋的人生轨迹。当了7年搬运工人后机会来了，北京电影学院来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那时的他，从自己拍摄的大堆摄影作品中精心挑选出60份，趁着出差的机会，带着几个煮鸡蛋，就奔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经过一番波折，张艺谋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破格录取。“没高考，没现在。”在回忆自己的高考经历时，他这样肯定地回答。他很坦诚：当初想要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得到免费的教育和分配。“只要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样。”1982年大学毕业，张艺谋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他如是说：“这时候，我的人生才再次开始。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高考，很难说会有现在的一切。”
1977年的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十多年积累起来的青年的命运，更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航向。这一代青年跟国家一起共命运同呼吸，不断推动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整个祖国大地，焕发着生机和活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了国家的共识。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言：“任何有希望的民族都高度重视教育。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