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哈萨克族婚姻支付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 互惠与补偿
哈萨克族作为古老的游牧民族，直至20世纪五十年代前，游牧经济仍然在哈萨克人生活中占主要地位，哈萨克族传统的婚姻习俗中较多的保留了草原游牧文化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哈萨克族一直实行“安明格尔”制度，汉语意思为“收继婚或”或“转房制”，哈萨克族传统观念认为：“失去丈夫也不离开氏族”，“哥哥死后，嫂子是遗物”。在古代哈萨克人社会中，妻子是通过高昂的聘礼获得的，且已被视为是整个氏族的财产了，虽然20世纪50年代后“安明格尔”制已不复存在，但其产生的影响仍是深远的，依然影响着哈萨克人的思想观念。
默多克认为：“把经济补偿转移到新娘的亲属家是用来补偿他们失去女儿劳务的损失，因为现在新娘的劳务已经归属于新郎的亲属了。”[3]男方通过送聘礼来获得对新娘在性和经济方面的相应权利，而女方通过接受聘礼来补偿女儿出嫁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情感失落，也包含了男方对女方父母养育儿女的经济补偿和心理上的安慰。游牧民族在其缔结婚姻时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的限制，男女择偶途径十分有限，因此人们对聘礼看到尤为重要，哈萨克族自然也不例外。查村哈萨克族家庭在娶亲时，不论家庭条件贫富，均向女方家庭支付了彩礼，数目在几万元现金还加上牛羊等牲畜财产，这说明了哈萨克族社会的婚姻明显具有补偿的特点。男方给女方赠送的彩礼，包含了对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补偿和报酬。当男方赠送给女方家的彩礼数量大大高于嫁妆数量时，这种补偿就会实现，从哈萨克族的聘礼和嫁妆各自支出的比例来看，明显存在这种补偿。
（二） 身份建构的需要
哈萨克族历史上就有为娶亲有花费巨额财富的记载，清代哈萨克族“婚者不问门户、年岁，视聘资多寡，富人往往致马千匹、牛千头、驼百峰、银二三千两”。笔者认为这种高消费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实用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涉及文化符号与象征的过程。人们通过消费实践、透过消费模式中的符号使用，建构他们的自我的社会群体认同。男女双方的订婚仪式，使得确立姻亲关系，双方进入特定关系。从订婚到结婚期间，男方不断给女方送礼物，进行姻亲关系的维护。聘礼作为缔结婚姻关系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礼物，不仅具有经济方面的交换功能，而且还是反映特定社会结构的象征符号。哈萨克族男方家庭虽然因支付高额的聘礼而给生活带来一定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聘礼的差异来显示自己家庭状况和社会地位。
凡勃轮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对“炫耀性消费”的论述，阐释了关于消费的符号象征性思想，在这里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超越了实用性消费。消费品系统与社会地位体系之间的符号联系是社会建立的，并对消费者个体的象征性消费行为起指导和规范作用。一方面社会赋予消费品以象征社会地位和认同的功能，使物成为地位和身份的符号和标记,通过聘礼这一象征符号来显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实力。
（三）巩固家族、氏族关系与社会交往需要
在哈萨克族社会里，结婚的费用是相当高的，通常一般的家庭单凭自身的实力是很难完成的，需要家族的帮助才能完成。男方几年内送去的礼物和彩礼是需要一大笔金钱的，这需要有家族的帮助才能完成；女方在订婚期间收到男家送来的礼物时，都要送给家族的亲属一些。在结婚时，女方送给的嫁妆中，很多部分也是家族的帮助完成的。因此一次婚姻的缔结，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姻亲之间的关系建立和巩固，更多地涉及到家族内部以及家庭之间的关系。
婚礼本身也是一次彰显家庭、家族实力的机会，婚礼则更多的是展演家庭、家族和社会的关系。费孝通指出：“婚礼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结婚的宴会为亲属提供了相聚的机会，除了巩固原有亲属关系和承认新建立的亲属纽带以外，还可以调节社会关系。”游牧时期很少见到亲友，因此在结婚等重要场合的消费数额都较为巨大。
二、哈萨克族社会转型与婚俗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促进哈萨克族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国家提倡牧区从事农业，牧民实现定居生活，牧民定居政策对哈萨克族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引起哈萨克社会文化转型。同样，哈萨克族婚姻形态也发生了变迁，从婚姻支付、婚姻中介、通婚范围以至婚姻的缔结方式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婚姻中介和通婚范围的变化
查干布拉克村哈萨克族的通婚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近十年的婚姻择偶范围在不断扩大，从本乡、本县扩大到本地区甚至北疆地区，突破了以往的村内或附近乡镇作为通婚圈。村民白肯家就具有典型性，他的大儿子杰肯的媳妇家在距离村庄八公里的一个回民乡，两人是在朋友的聚会上相识的；二儿子塞肯的媳妇家在距离村庄三十多公里的县羊场，塞肯的舅舅家就在羊场，是经人介绍认识妻子的；小儿子阿扎马提2010年刚刚娶了媳妇，媳妇的家在距离村庄400多公里外的昭苏县，通过介绍认识的。查村经济条件较好，当地姑娘不愿意嫁到外地，很多山区的女孩十分愿意嫁到这里来，县里其它地方的哈萨克族也喜欢这个本县最大的哈萨克村落。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对中国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的研究中提出了市场圈与婚姻圈的密切关系。但就笔者看来此理论无法适用于解释哈萨克族择偶范围，首先哈萨克族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市场对其社会和婚姻影响甚微；其次哈萨克族婚姻中严格施行“氏族外婚”，这在择偶上进行了限制；再次婚姻自由观念不断深入生活，仍有部分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因此市场对于当前婚姻的影响相对很小。从目前查干布拉克村的情况来看，虽然哈萨克族社会经济变迁迅速，通过自由恋爱完成婚姻的人不断增多，但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依然需要各种中介，亲友关系网络依然在当地哈萨克族通婚圈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不同村落的亲属往来，由此形成建立婚姻关系的契机。
（二）逃婚现象及观念的转变
逃婚是一种特殊的结婚方式，是未经过女方家长同意的前提下，将女方带回男方亲属家居住的现象。逃婚的原因主要有家长不同意婚事或者男方家庭无力承担巨额的彩礼等等，哈萨克族历来对于逃婚女性存在歧视，女方家庭也被同族人和亲戚朋友看不起，要承担巨大的精神压力，女方家庭甚至有不认女儿的，经过逃婚举办的婚礼程序比较简单，另一方面聘礼的数目明显较少，又省去了各种说亲、订婚、送彩礼等仪式环节花费，且能够在短时间内完婚。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近十年来，查村逃婚现象十分普遍，几乎大部分的婚姻缔结方式都选择逃婚，逃婚已被当地人默认接受。人们对待逃婚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很多家庭都不反对逃婚，能够带出女孩逃婚的男人被看成是有能力的人，这样可以省去很多繁缛的仪式和各种花销，并且迅速能够完婚。现在，哈萨克族在缔结婚姻时，如果按照传统的婚姻缔结形式，那么所需的花费和精力等都是耗费巨大的，但又碍于传统礼俗的规制，因此逃婚可以看作是一种较为折中的婚姻方式，成为时下哈萨克族缔结婚姻的一种大众认同的潜规则。
总体而言，通过对转型时期伊犁河流域哈萨克族婚姻支付及婚俗变化的研究，以期深入了解哈萨克族的婚姻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为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哈萨克婚俗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窗。
